归还是不归，是一个问题。
身为甘肃浙江商会的副会长蔡冠平现在是身兼数职。“甘肃这边政府要我们招商过来，而浙江那边政府要我们把人带回去。”蔡冠平笑道。
从2011年底开始，“支持浙商创业创新”就成为了浙江省政府的重点工程。一系列动作业已展开。
如2011年12月6日，浙江省出台《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浙商创业创新促进浙江发展的若干意见》，之后发改委、财政厅、地税等14个部门又相继出了12个配套文件。
今年1月14日，浙江省政府与29家省外浙江商会签订考核责任书，在每家商会中设立“回归办”，授权开展浙商回归和引进工作。
浙江省经济交流合作处的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关于浙商回归的目标任务、具体分工的文件近日也将下发到各市和部门。
政府“出牌”引导浙资回流
“回归是必然，但是要实际。我们都希望叶落归根，但是现实有困难，创业成本高，土地啊，人工啊，大的项目又拿不下来。”蔡冠平说道。
2008年底，浙江省通过各个异地商会和省级有关部门联合起来做的调查显示，浙商在西北11个市、区的人口有210万，占了整个浙商的33% ，投资额7500多亿，占了20%
2001年8月成立的甘肃省浙江企业联合会，是全国首家由民政部特批的省级异地商会。
“贫穷弱势就是利润空间，越是贫穷，越有商机。像在甘肃，矿产丰富，黄金、铁矿、煤矿，即使拿不到矿，也可以做下游产品或者机械制造，以及相关的服务业。”蔡冠平说，“2004、2005年左右的时候，由于浙江资源缺乏，特别是电力工业紧张，又有一些浙商转移过来。”
希腊华人华侨总商会会长的徐伟春忆起浙商出国潮，则要追溯到1991、1992年的时候，“那时国外的生活水平还是比中国高很多的，大概是1：10，1：8的比例。我在中国赚一百块，在国外能有八百块。”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马良华认为，以前因为本土资源的缺陷，浙商们外出创业。而现在可以说土地、劳动力这些要素的瓶颈制约更加紧了，在这样的情境下如何吸引浙商回归需要重新思考。
在浙江省国土资源厅下发的《关于支持浙商创业创新用地保障的实施意见》中规定对浙商回归重大项目给予一定的用地指标奖励，对浙商创业创新目标责任制考核先进的市、县(市、区)政府，给予适当用地指标奖励。
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徐志宏在浙商创业创新推进会上表示这些在浙江历史上也从来没有。
杭州市江干区一位官员也表示：“浙商们更看重的是区位，长远利益。看中之后，再比较政策。同一体制下，其实一个地方能做的优惠其他地方也能做，现在我们希望能进入省里的产业集聚区，这样在税收等优惠力度上会大一些。”该区正准备申请打造浙商总部经济。
浙商的新投资逻辑
“和其他省份相比，浙江在资源上并不占优势。而资本是逐利的，肯定会流到成本低的地方。如果通过土地、政策优惠来吸引浙商，对扭转经济增长数据是有效的，但从资本流动、长远竞争优势的角度来说，还是不够的。”马良华说。
据浙江省经济交流合作办公室的相关人员说，浙商回归项目的认定也有一些条件，比如投资的领域、投资金额等，现在还多分散在各个部门的文件中。汇编工作正在进行。
“这其实也是一个腾笼换鸟的过程。甘肃这边政府要我们招商过来，而浙江那边政府要我们做浙商回归的工作，其实倒也不矛盾。资源型、劳动强度大的企业还是在资源劳动力丰富的地区， 十二五 规划中的重点产业还是可以引回去的。”蔡冠平说。
“市场第一，政策第二，感情第三。”这是徐伟春的观点。“我们希望能有短期回报的项目。现在地产已经完了，炒房、炒矿、高利贷也不行了。我们也在寻求适合自己，有利润的项目。”
“在选择项目上，我们希望那种短平快的项目，比如城市综合体之类的就是我们比较喜欢的。”蔡冠平也说道，“做企业的话，浙江在土地、人工这些资源上并不占优势，还要购买设备，开拓市场，做实业太累太不容易了。”
日前，甘肃浙商商会会长张国芳决定把一个占地63亩，集购物、休闲、商务为一体的大型商业综合体项目落户杭州市江干区。
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王曙光把政策比作天线，而项目就是地线，只有通过项目才能实现与企业的对接。
“寻求短平快的项目是企业的客观需求。新项目的引进再生产成本很高，有个培育期。这对一些企业来说是比较难熬的。这需要政府为企业提供更多的经济信息、项目信息分析。”王曙光说，“在浙江发展实业经济不容易，但这也提供了一次洗牌的机会，只有那些附加值高的项目才能生存下来。”
马良华认为浙江资本并不短缺，但传统领域发展过度过剩，新的领域又进不去。过度和不足同时存在的二元结构。这就需要开放这些领域，当然是在市场竞争格局形成的条件下，不然普通资本进去也是很难生存的。
浙江已被列为全国海洋经济试点区域，启动了舟山群岛新区和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区两个国家级经济区的建设。
“这些也为浙商们的回归提供了一扇门，国家层面的推进会让民营资本进入的门槛低一点，投资的领域更广一些，能吸引一批人回来。”蔡冠平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