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0日，澳大利亚政府公布了广受争议的矿产资源租赁税草案，并计划在年底前提交国会投票表决，2012年7月1日开始征收。矿产资源租赁税适用于在澳大利亚的铁矿石和煤炭开采项目，对这些项目利润超过政府国债收益率加7%的部分征税，税率为30%。
就在矿产资源租赁税草案公布满月之日，7月10日，澳大利亚政府再次宣布了另外一项征税方案，计划从2012年7月1日开始对澳大利亚500家重污染企业征收碳排放税，该方案也计划在今年年底前提交国会投票表决。具体征税标准为2012年7月1日至2013年6月30日，每吨二氧化碳征收碳排放税23澳元，之后两个年度每年小幅递增，直到2015年实施另一项碳排放交易计划为止。
无论是之前陆克文政府提出的“资源超额利润税”，还是近期吉拉德政府推出的“资源租赁税”和“碳排放税”，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澳大利亚资源型企业的生产成本，最终提高社会整体生产成本，抬高物价水平，并增加居民消费支出。之前陆克文因为执意推行“资源超额利润税”而最终导致民意支持率暴跌，并最终被迫下台。今天吉拉德为何不更好吸取前车之鉴，在刚刚就矿产资源租赁税与矿业巨头们达成一致意见之时，冒着民意支持率大幅下降的风险，再度推出碳排放税呢?
笔者认为，要想更好地理解从陆克文政府到吉拉德政府的做法，必须要清楚澳大利亚在国际能源资源市场所占地位以及目前国际能源资源市场形势，如果这两方面清楚了，也就明白近年来澳大利亚政府为何要竭力加强能源资源领域的税费征收了。
一方面，澳大利亚是国际市场主要能源资源供应方，铁矿石和煤炭出口量均位居世界首位，国内庞大的铁矿石和煤炭产量主要用于出口。2010年全年，澳大利亚铁矿石产量超过4亿吨，国内消费量只有一千多万吨，95%以上出口到了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家;2010年，澳大利亚煤炭产量超过228百万吨油当量，国内消费量只有50.8百万吨油当量，出口所占比重超过77%。
另一方面，近年来，随着世界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国际市场铁矿石、煤炭等能源资源需求旺盛，价格持续上扬，卖方市场特征日渐显现，资源出口国定价权日益提高。到目前为止，2005年以来我国进口铁矿石价格累计涨幅达到70%以上，2008年3月份国际市场铁矿石价格最高时，我国进口铁矿石价格与2005年年初相比，涨幅曾超过1倍。2005年年初，澳大利亚纽卡斯尔港BJ动力煤价格仅有52.4美元/吨，目前这一价格超过120美元/吨，涨幅高达130%，2008年7月最高时，这一价格曾上涨至190美元/吨以上，与2005年年初相比，涨幅超过2.6倍。近年来随着国际市场能源资源需求旺盛，价格不断上扬，中、日、韩等进口国只能被迫接受澳大利亚矿业巨头提出的价格，议价能力大大削弱。最好的例子就是，每年面对澳方矿业巨头的铁矿石报价，中国钢企只能无奈接受，基本上丧失了谈判能力，即使是澳大利亚出口商将铁矿石和煤炭出口协议由年度改为季度，中国进口商也没有丝毫办法。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澳大利亚是国际市场主要的能源、资源供应方，而且目前国际能源、资源市场卖方特征日益明显，卖方越来越掌握市场定价权。这种情况下，如果澳大利亚提高能源、资源产品税赋，能源、资源企业很容易将新增税赋成本通过提高产品价格而转嫁出去。
虽然提高能源、资源产品税赋之后，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澳大利亚国内整体生产成本，增加了居民消费负担，但由于澳大利亚铁矿石和煤炭等能源、资源主要是用来出口的，提高税赋所导致的新增成本主要转移至了资源进口国，而澳大利亚则会获得净收益。澳大利亚政府把从提高能源、资源产品税赋所获得的收益的一部分通过减税等方式补贴给国内普通公众，另一部分用于节能环保和新能源技术的开发，可谓一举多得。这也是为什么在宣布征收碳排放税时，吉拉德会说“没有人会因为这些政策的变化多纳税”。事实上，最后真正吃亏的只能是中国这些能源、资源进口国。
澳大利亚政府很聪明的一点就是没有采取提高出口关税的方式来直接提高产品出口价格，那样虽然会和提高矿产资源租赁税以及碳减排税达到相似效果，但是会遭受来自国际市场，特别是能源、资源进口国的巨大压力，并引起国际贸易纠纷。
澳大利亚提高能源、资源产品税赋的目的其实很清楚：在国际市场形势较好的时候，提高税赋进而提高价格，从能源、资源进口国获得更多额外收益，然后把这些收入用来支撑节能环保和新能源技术的研发，从而抢得新能源技术发展的先机。
中国作为主要的能源、资源进口国之一，目前我们在国际能源、资源市场所处地位已经比较被动。如果澳大利亚提高国内能源、资源税赋的做法被巴西、南非、印尼以及其它国家纷纷效仿，我国将会更加被动。
对此，笔者认为，目前我们能做的，一是提高能源、资源使用效率，减少浪费，减缓需求增长速度;二是以最大限度满足国内需求为前提，加大国内能源、资源开发力度，把需求立足国内，降低进口依存度;三是适当提高国内能源、资源税费，将更多的财力投入到节能环保和新能源技术研究中去。
